科技创新推动产业链重构

数字科技在过去30年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也大幅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结构升级，催发产业链的区域转移和布局。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和产业发展仍面临多方面挑战，除了日趋激烈的全球科技竞争，还有在数据和数字平台治理等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如何应对、拥抱变化，在保障产业链安全的前提下发挥大国规模等核心优势，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当前的一个核心政策问题。近期，《大国产业链》一书中对于这方面的内容做了深刻的探讨和研究。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大国产业链》，以飨读者。

《大国产业链：新格局下的宏观经济与行业趋势》

中金公司研究部 中金研究院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科技创新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也是产业链形成和发展的一个核心推动因素。大规模的科技创新往往在淘汰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产业链的同时，催生新的产业链并不断发展壮大。历史上数次由科技创新引导的工业革命中，诞生了现代的纺织、石油、钢铁、火车、汽车等重要支柱行业，也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分工协作和产业链。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链重构，主要体现在价值层面、组织层面和地理空间层面。在价值层面，创新下的行业价值再分布需要有利于中国获得更高的增加值。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需要加快生产环节数字化进程，通过数字化降本增效、提升制造环节的价值获取，同时适应产业链知识化、服务化的趋势，向曲线两端扩展，保持和扩大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价值获取。国内外家电企业近年来陆续投产的代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先进标准的“灯塔工厂”，就是通过自动化、智能化系统的使用降低成本，同时通过数据分析提升经营效率来达成提升制造环节价值获取目标的范例。

在组织层面，数字革命同时带来组织与生产形式的分散化和一体化两种相反的作用力。数字技术降低交易成本，包括搜索、通信和监控成本，提升市场合同的回报率，促使公司更多地依赖外包。同时，数字科技降低贸易成本、管理成本，增强企业对分散于各地供应链的管理能力，可进一步促进国际分工和产业链拉长。但是，数字科技也有利于垂直一体化的发生，典型的例子是特斯拉的智能汽车生产。和传统汽车行业以发动机等为核心部件不同，智能汽车行业以操作系统等软件为核心，硬件上也更多地依赖芯片、传感器、控制器等新型部件。为打造核心竞争力，智能汽车厂商的自主研发比例更高；同时，数字化降低企业内部沟通成本，使得垂直一体化在管理层面更加可行。一些行业的生态系统发生了改变，例如半导体行业出现了从技术向用户的转变，而软件和平台企业借助数据收集和分析对终端用户的用例有更深的理解，这使得它们涉足更上游的芯片设计环节以提供更合适的解决方案。

在地理空间层面，数字科技带来产品形态、生产方式、客户关系等一系列独特的变化。平台组织模式引导工作地理和价值创造的复杂分工，数字平台也使得大范围的跨地域工作分配成为可能，低收入国家的劳动者从参与在线劳动力市场中获益。企业不必在海外市场设立分支机构，通过平台和大数据分析就能优化全球生产和分销。平台降低了搜索和匹配成本，有利于不同地域的小微企业连接客户，融入大市场。

新科技催生新产业、新产品

科技创新改变了传统服务模式，创造了服务新形态。传统线下产业链包括餐饮、文化娱乐、旅游、支付等服务业向线上迁移。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网约车市场收入在全球网约车市场收入的占比约为40%，且线上渠道预计在2022—2028年将以13.1%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快速增长。2021年，滴滴、优步（Uber）和来福车（Lyft）总收入分别为269.5亿美元、174.6亿美元和32.1亿美元，相比2020年分别增长31%、57%和36%。音乐产业也从唱片、磁带等向流媒体形式转变，过去10年，在线收听等音乐服务快速增长，例如Spotify的月活跃用户数和付费订阅用户数在2016—2021年增长了2倍多。在受数字化影响较大的一些产业，产业链布局变化已趋显著，例如电商业务的规模迅速扩大，特别是在亚洲。

数字科技引领的产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和贸易组织形式的变化，数字平台崛起并在产业链分工和重构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数字产业的应用层以数字服务和平台应用为代表，平台企业通过海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赋能数据，以提供多元智能服务。大数据分析让平台企业更好地了解各地商户和用户的特征和需求（KYC），促进“千人千面”的生产、营销和配送模式。全新的数字平台服务模式也降低了企业参与产业链的门槛，鼓励中小微企业参与竞争。过去20多年，平台企业迅速崛起。美股和港股市场市值最高的10家企业中，平台企业占比越来越高，在2015年和2020年分别占到5家和7家。目前，数据产业链仍然以发达经济体的平台为中心，大多新兴经济体的原始数据流入由数字经济发达的经济体掌控的平台，经处理后以高价值数据形式回流，这些平台企业在数据价值链上不断巩固其核心竞争优势和地位。中国平台企业相较于美国在规模和盈利能力上仍有较大差距，2021年中国大型平台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客观上反映了疫情后的需求下行压力，以及近期平台治理的影响，同时有效挖掘平台价值的潜力仍然很大。

数字平台的运营和扩张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市场竞争和投资者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有效的监管和平台治理是平台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几年中美等经济体加强平台企业监管，平台治理卓有成效。但数字平台呈现一些新特征，同时产生了新问题。首先，数字平台核心是以新科技为依托的信息中介，数字平台的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作用显著，体量和海量数据成为一个平台成功的基础。如何研判平台企业是否垄断，需要考虑多重因素，包括平台所在运营的特定市场的界定。典型的大型数字平台常常在多个市场运营，研判垄断行为需要关注相关市场。同时，数字时代平台是否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恶性竞争、攫取市场份额以形成垄断已难以单纯用主要产品售价衡量。

数字平台是新时代生产和贸易的主要组织和协调形式，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也较为直接。电子商务使商户和消费者（B2C），特别是商户和商户（B2B）的沟通和交易不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对一些产业链的重构起到作用。而高效的平台监管和治理对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推动创新和保护消费者和其他平台经济参与者的利益非常重要。

新经济、新产业政策

数字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持续增强，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点。2021年，全球47个主要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8.1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15.6%，占GDP比重为45.0%，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活力所在和推动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2020年以来，受疫情的影响，以大数据作为核心的无接触经济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各国电子商务在零售中占比以及电子支付在小额支付中占比进一步提升。科学创新和应用是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在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加剧、全球化显著放缓并出现逆转趋势的背景下，中国应在保障产业链安全的同时，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升级，积极应对非经济因素给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发展和升级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在逆全球化和国际地缘政治日趋紧张的大环境中，主要经济体加速布局数字经济与数字产业战略，数字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发展逐渐由全球产业链分工协作走向竞争。近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高度重视推动和扶持数字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核心硬件、软件及应用产业链的发展，纷纷制定了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划战略，截至2021年底，全球主要国家前沿数字产业战略文件数量是2017年的1.5倍之多。发达经济体的数字经济政策逐渐从其倡导的市场引导产业发展的模式，转向当代版“重商主义”，加大“国家干预”政策扶持力度以发展数字经济。发达经济体高度注重数字基础设施普及化和优质化，聚焦加快5G、光纤、工业互联网等建设和普及，推动信息基础设施持续升级。同时，各国聚焦重塑数字经济产业链核心竞争力，加速推进数字产业链本地化和多元化。2021年3月，欧盟发布《2030数字罗盘：欧洲数字十年之路》纲要文件，提出将先进芯片制造全球占比提升至20%，以降低欧盟对美国和亚洲关键技术的依赖。同年5月，欧盟公布了一项供应链多元化计划，旨在降低其在半导体、原材料、医药原料等6个战略领域对海外供应商的依赖。

政府支持对促进数字技术等高端科技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是数字核心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先行者，在很多关键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尽管美国大力提倡国际贸易中自由市场的作用，但其政府从未放弃对先进技术的支持和投入。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局（DARPA）就开始重视AI技术并开展研究相关项目。为应对来自日本的威胁，美国于1983—1993年通过《国家战略性计算计划》（NSCI）向先进电脑硬件和AI技术的发展提供10亿美元的资助。在NSCI项目支持下，多项技术的诞生推动了美国AI技术的发展，包括自动化陆地交通工具项目以及其姊妹项目NavLab，为众多无人驾驶项目提供了技术基础。20世纪90年代，日本半导体技术快速进步，给美国半导体产业带来了冲击，为重获半导体产业竞争力，美国政府和产业协调行动。1986年，美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了《美日半导体协议》，要求日本限制半导体产品出口。1987年，美国产业界组建了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为联盟内的成员企业提供研发资源，分享研究成果，提升创新效率。同样，在具战略性的航空航天领域，美国、欧盟都长期提供大规模支持。

近年来，主要经济体纷纷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据欧盟统计局数据，从全球研发投入最多的2500家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ICT制造占比23%，ICT服务占比16.9%，汽车产业占比16.3%。在2015—2020财年，美国国防部共申请22.4亿美元预算经费用于人工智能技术科研等活动；在2021财年预算中向人工智能、5G、微电子等关键领域投入70亿美元研究经费。《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涉及超过2 800亿美元的总投入，其中为美国芯片制造、研发及劳动力发展提供的补贴高达527亿美元，给予在美设立芯片工厂的企业25%的投资税收优惠，并拨款约2000亿美元，促进美国未来10年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的科研创新。截至2020年12月，英国政府已向包括虚拟技术在内的沉浸式新技术研发投入3 300万英镑，向数字安全软件开发和商业示范投入7000万英镑，向下一代人工智能服务等投入2000万英镑的研发经费。欧盟委员会也计划向“数字欧洲计划”投资19.8亿欧元，集中在AI、云数据空间、量子通信基础设施、高级数字技术以及数字技术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中的广泛应用等领域。

研发投入是数字革命不断深化和巩固的重要源泉，数字创新不仅靠政府，相关企业的创新意识和持续研发投入也不可或缺。各主要经济体也采取多种形式鼓励支持企业研发投入、加快科技创新步伐。从资金来源上看，欧盟与美国的政府研发投入占比接近，但美国在商业部门的研发投入占GDP比例明显高于欧盟整体，企业和市场在创新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从信息通信产品及服务研发投入上看，美国一直大幅领先于欧洲，而中国在2011年落后于欧洲的情况下实现后期快速超越。在美国，企业部门是最大的研发投入主体，其研发投入一直远高于政府投入。此外，对于高科技初创企业，美国风险投资行业始终是强有力的资金后盾，风险投资金额从1985年的25.9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1309.2亿美元，其中投向软件信息行业的金额保持第一，占比超过20%。在美国互联网商业化初期，美国风险投资呈现出高增长的态势，这一阶段孕育了包括谷歌、雅虎等在内的互联网标志企业。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风险投资行业也依然维持增长趋势。自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部门研发投入在GDP中的占比大幅攀升，逐步接近美国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