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围剿”Tiktok

6月，中印军人发生边境冲突，印度国内“抵制华货”热情高涨，中国企业出海印度风险陡增。

（中印边界）

近年来，中国商品在印度市场依旧畅销，但印度精英阶层对“中国制造”的好感度在下降。例如，印度有声音认为，小米等中国制造的手机可能窃取印度用户数据，字节跳动旗下出海产品Tiktok在印度“伤风败俗”、侵害未成年人利益。

（印度网友整理的25款中国热门APP）

中国出海企业在印度面临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甚至是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

一、印度为什么不高兴？

首先，印度不高兴，未必真是因山头得失。

作为一个有强烈民族尊严感的主权国家，印度当然可能因为中国在中印边界、印巴关系、中巴关系以及印度入常等问题上的立场，而对中国有所不悦。

然而，自民族独立以来，印度与几乎所有邻国都有领土纠葛，且延续至今；而且，中国在一些涉及印度重大利益关涉的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也是相对稳定的，印度没有理由突然“很不高兴”；此外，即便是中印关系处于蜜月期的2015年前后，例如当莫迪在西安访问时，印度国内也发生过多起“抵制华货”事件。

因此，将印度国内当下兴起的“抵制华货”浪潮与单纯的地缘政治或历史纠葛相关联，是逻辑上的一种懒惰。

其次，印度不高兴，有转嫁国内疫情矛盾的考虑。

印度一直“不太高兴”，最近“很不高兴”，则有疫情的原因。

面对疫情，印度的前期应对相当及时。3月24日，总理莫迪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4月12之前，印病例数一直控制在1万以内。但自4月13日首次破万后，病例数便呈破竹之势攀升，总量至今已突破50万。

（印度疫情防控：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三个月的全国封锁，等来的却是50万确诊病例，这无异于打了印度人一记耳光。莫迪政府首当其冲，遭反对党痛斥。

出路千万条，莫迪看中了“甩锅”。在国内疫情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当部分国际反华势力将新冠疫情诬称为“中国病毒”、指责中国初期“瞒报迟报”，印度如见救命稻草般，迅速搭上了这趟所谓“中国责任论”的便车。

从时间逻辑线上看，印度此轮对华不友好的升级，与其国内疫情形势升级完全重合。在日增病例达万人规模的5月，莫迪呼吁所有印度人“多用国货”；而“抵制中国制造”成为印度社交网络上的热门话题，与中印边界肢体冲突，都发生在印度国内疫情走向“不可收拾”的6月。

既然左手可借打压中国以换取利益，右手可借机转移应对疫情不力的国内矛盾，以压低反对派声音，并营造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效果，莫迪政府何乐而不为？

最后，印度不高兴，源于自身发展的焦虑。

印度对华政策此轮调整，固然受到疫情这一突发因素刺激，但更为本质地，这还是印方借疫情来表达“邻居凭什么富了”的不满，是印度“知耻而后勇”的急躁情绪在作用。

和多数发展中大国相类似，恢弘的人口基数和广阔的国内市场之外，印度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一面极为突出：

2019年城市化率35%，4亿人居住于城市，其中1亿居住在贫民窟。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估算，2030年印度城市化率才能触达40%，而我国当下城市化率为60%，美国为82%。劳动力人口中，只有2.3%的比例接受过正式的技能培训，韩国的这一比例为96%。应届大学生当年就业率不到20%，大学生挤破头争抢铁路、银行等“铁饭碗”，竞争比率通常万里挑一。

（印度：缓慢的城市化进程）

除了民族、宗教等历史问题外，就经济体制本身，在印度政府看来，发展的关键短板在于制造业。

作为GDP体量2.8万亿美元的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印度的产业失衡问题严重：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高达52%，制造业却只有16%。相应的，在全球制造业产能中，印度的贡献率也只有2%，而中国是20%。

放眼全球，制造业兴旺则国运旺。制造业对于拉动就业、缓解贫困、培育中产阶层、维持社会稳定都至关重要。事实上，美国近年来面临的诸多国内挑战，例如贫富分化严重、中产阶层萎缩、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长缓慢以及铁锈地带的出现，都与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制造业外流有着直接关联，即一旦产业结构空心化（金融化或信息化），社会就很难保持橄榄型的稳定结构。

印度并未经历过真正的制造业的外流或者转移，可以说除了棉纺织业外，印度一直处于制造的荒漠之中。在诸多制约印度制造业发展的原因中，中国制造的“入侵”被视作“元凶”，常被引用的“力证”是“中国对印度货物贸易顺差近年来已达500亿美元”，由此推出的结论是：抵挡住中国制造，就会迎来印度制造的崛起。

（彭博社：印度拟对部分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前有“印度制造”愿景勾引，后有美国“印太战略”促压，左右“民族主义”情绪环绕，辅以疫情刺激，印度政府短时间内给自己加足了戏：

去年9月，印度首度传出可能禁止华为参与其国内5G网络建设的消息；今年4月，立法要求所有来自中国的投资都需经政府批准；5月，印澳军事合作深化，双方可使用对方军港；6月中印边境局势恶化后，印政府叫停国有电信公司BSNL与华为、中兴的合作，印度标准局为至少370种产品制定严格的“进口标准”，“可以国造的就不进口”，并酝酿针对来自中国的家具、空调压缩机和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加征关税。

历史证明，（地区）大国间发展不平衡，冲突随之而生。“地缘政治”或“疫情政治”的背后，归根结底还是“发展政治”。自己没发展好，是印度不高兴的终极来源。印度时不时对中国撒火，中国出海企业则首当其冲。

二、Tiktok何以成为众矢之的？

两国交恶，一方通常拿另一方“最得意”的产品撒气。例如，中日关系紧张，日产轿车瑟瑟发抖，中韩关系紧张，乐天等连锁超市门庭冷落。进入移动互联时代，互联网产品无国界的天性，决定了它在大国博弈中通常处于风口浪尖。

此番中印关系趋紧，虽然局地也出现小米手机被砸、TCL电视被摔的新闻，但唯有封杀Tiktok，才是印度国内“抵制华货”一派的普遍诉求。其间，印度网民一度将谷歌商店中Tiktok评分刷低至1.2，甚至推出一款“卸载中国”App，一键可使手机中所有中国产软件瞬间消失。

TikTok到来之前，印度的视频社交市场被谷歌旗下的Youtube和脸书旗下的Instagram占领。硅谷的这两款社交产品，自带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中产精英社群基因，力图表达“光鲜亮丽”，主要舆论态势也以英文方式呈现。

在Youtube和Instagram构建的全球社交帝国网格之下，一些被掩盖的“印度事实”包括：

13亿人口总量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6亿。所有互联网用户中，35岁以下者占比67%。Z世代（Generation Z，1995年-2005年间出生）4.73亿，这一数据接近欧盟成员国人口总数。号称是全球第二大讲英语的国家，但英语人群占比仅10%，印地语、泰米尔语等其他多种语言被广泛使用。

2018年，印度作家Snigdha Poonam在新书《梦想家：年轻的印度人如何改变世界》中，用“怀揣传统的亚洲家庭文化价值，向往美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来定义印度的年轻人，认为其“追逐金钱与名誉”。

年轻、底层、欲望，这才是印度互联网的真实世界；草根、下沉、降级，这也是TikTok的印度市场基点。既然上层空间被Youtube和Instagram把持，TikTok成为了印度的“快手”，坚持“农村包围城市”：

瞄准印度的二三线城市、贫民窟乃至广大乡村地区，照顾这里年轻人的娱乐诉求和“百万富翁梦想”，错位竞争，精准发力。

视频场景乡野、粗粝，茶前饭后，田间地头，都算得上大雅之堂，语言市侩、土气，接地气，有烟火味。

（印度Tiktok的日常）

不少Youtube和Instagram上的明星兴冲冲跑到TikTok开户圈粉，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影响力还不如那些“不知道为什么一夜就红了”的“无名之辈”。部分精英人为了迎合粉丝，放弃英语、“乡音上阵”。

下沉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歌舞大国的网民们在这里唱歌、跳舞、露手艺——2019年，印度市场贡献了TikTok全球下载量的45%，共计2.7亿次。在Tiktok20亿次的全球下载量中，印度贡献了6.11亿次，占比三成。Tiktok印度市场负责人Nikhil Gandhi预计：到今年底，印度用户量还将上涨50%。

尽管印度不高兴，Tiktok在印度还是一路高歌猛进，这又反过来狠狠刺激了印度：在制造业领域面临中国冲击，在服务业领域也迎来中国冲击——这让印度越发不高兴。

三、印度围剿Tiktok：一场文化与阶层之战

农村包围城市，农村里的乡绅，原本是不答应的，城市里的资本家，原本也是不答应的。

在印度，当既有的文化与阶层秩序面临冲击，传统势力认为：祸起于Tiktok。

印度围剿Tiktok：一场文化战争

去年4月，印度马德拉斯高等法院以TikTok“鼓励色情”“有辱人格”“导致恋童癖”等原因下令“封杀”TikTok：禁止用户下载，并限制媒体播放使用TikTok制作的视频。

在互联网中介服务平台“避风港”原则早已深入人心的当下，印度高等法院违背印度《信息技术法》下达禁令，是典型的滥用司法。滥用司法的底气，则源于偏向保守的社会风气。

近年来，世界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走向民族主义。就连全球化的样本美国，都在鼓吹“美国优先”和“产业回流”。这一“内卷化”的世界，映射在互联网产业上，则是原本主张多元、开放的互联网产品，正受到来自政治的频繁干预。换句话说，尽管全球互联网产品层出不穷，但世界并未因此而扁平化。

马德拉斯高等法院判决后，字节跳动根据印度《信息技术法》第79条规定的中介机构(在线服务)责任制度，向印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称不能因其平台上的内容问题而封禁App，要求撤销禁令。该案以马德拉斯高等法院收回临时指令作结，但判例的坏效应已经产生：在立法不明的情况下，“司法审查”有代理立法的危险趋势，这极大地增强了互联网行业面临的监管不确定性。

比印度还要过分的是埃及。2018年，埃及通过《反网络犯罪法案》（Anti-Cybercrime Law），赋予政府全面审查互联网和实施通信监控的权力。今年以来，埃及3名TikTok网红先手被捕，起因无非是穿着相对暴露，或教授粉丝们如何通过社交网络来赢利创收，但官方起诉的罪名则包括“煽动放荡”“违反家庭价值及社会道德”甚至是“贩卖人口”。

在印度、埃及这样相对保守的社会，民族、宗教等历史问题正与迅速崛起的现代通讯技术产生根本性矛盾。已故的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很早就描述过这一问题：文明的冲突，或者叫做文化的战争。

印度围剿Tiktok：一场阶层战争

今年5月，Tiktok红人Amir Siddiqui和YouTube红人Carry Minati之间爆发骂战，引来双方粉丝团围观加油。在Youtube眼中，Tiktok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是专为“无所事事的无用之人”设计的；Tiktok则认为自己才是民意所在。

骂战的结果是，Carry Minati成功“碰瓷”Tiktok：其订阅数量从1100万上升到近2000万。相类似的情况是，印度政府过去曾几次从应用商店短暂下架Tiktok，但每次下架都伴随着搜索量和第三方链接下载量的暴增。

（YouTube和Tiktok爆发骂战）

如前文所言，印度精英阶层早已习惯YouTube，博主通常花费长时间来积攒人气。而多数的Tiktok红人，则几乎是一夜之间崛起。这一快与慢，恰恰折射出英文社交只是印度社交的冰山一角，在一个整体教育水平偏低、绝大多数国民依然穷困的大国里，YouTube和Tiktok的此起彼伏，已经清晰表达了民意的脉络。

与Youtube提倡的“专业化制作”不同，汇聚各路方言、专注吃喝玩乐的Tiktok，真正做到了社区内容与创作者的“平民化”，降低了内容创作的准入壁垒，可视作是对传统中产精英阶层主控下舆论场的一次打破。

这一打破，是因为Tiktok社交更符合印度既有的社会构成；其草莽式扩张，也让传统的印度社会规则面临挑战：重新塑造6亿印度人的社交娱乐方式，无异于给印度底层“赋能”（其中很多来自于低种姓社群），这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

小米、Tiktok是扁平化、草根化的“中国制造”的典型代表。当进入印度或者埃及这样阶层固化的社会，特别是成为中下阶层“必备品”后，上层人群的担忧就会堆积，风险和相应的围剿因此而产生。

近日，Tiktok的美国粉丝团体，通过提前预定门票而不现身的方式，成功搅黄总统特朗普的首场竞选集会，听闻此消息的印度或者埃及，心绪想必更为复杂。

四、Tiktok会妥协吗？

Tiktok印度市场的一位发言人曾表示：Tiktok社区内容的多样性和创作者生态圈的多样性，让我们引以为豪。Tiktok将继续致力于彰显印度的丰富文化内涵，来弥平社会经济的差异性，致力于印度的多元化。

但问题是，如果印度、埃及这样的社会，其本身并不赞成多元文化，或不认为社会差异性需要弥平，该怎么办？

尽管性别、阶层、语言有所差异，人性毕竟相通。算法因此被视作是中立的，可以没有价值观。字节跳动的全球化之路，借助的正是全球通用的产品逻辑，与纯本土化的运营。

传统思维中，本土化的运营，意味着高合规保障，其中的关键一环，就是本土化的审核政策。

然而，Tiktok在印度、埃及等地的遭遇表明，社交网络中问题的根源，从来就不在于审核的尺度，而在于现实生活中政治经济的不平等。

可以设想，当审核规则充分尊重不同的文化和法律背景，作为产品基础的算法，也必然是本地化的。

（今年上半年，埃及3名Tikok红人遭当局逮捕）

可以想象，当一款社交网络软件完全“尊重不同文化和法律背景”，其代价是什么？

可以怀疑，当通过彻底的本地化收获运营安全和商业利益的同时，这一本地化，是否也让产品远离了“多元化”或者“弥平不平等”的初衷？

我们当然没有资格从上帝视角去审视一家商业公司。但不容忽视的是，当部分美欧政客可以通过社交网络传播不实信息甚至煽动民意对立时，印度的少女可能因为着装达不到“传统文化”标准而入狱；当脸书通过数亿美金雇佣官员、学者、律师来解决自身面临的平台责任挑战时，埃及少女可能因为帮助社交软件“拉新人”而被以“人口贩卖”起诉并入狱。

（22岁的埃及Tiktok红人Mawada Eladhm被捕）

在本地化与民族主义的狂浪中，面对铺天盖地要求封杀Tiktok的声音，印度男性维维克·达希亚（vivek dahiya）说：

Tiktok让我们和世界相连接；Tiktok创始人和新冠病毒之间毫无关系；印度是个独立的国家，除非能够完全自我供给，否则就需要贸易，包括数字服务贸易。

这样放在过去被视为“常识”的话，在如今的互联网世界中，甚至显得不合时宜，也没有掀起一丝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