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导航软件中的“数字人”指路，到直播电商中的“虚拟主播”，再到最近爆火的ChatGPT，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快速演进和数据规模的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的应用已经渗入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不断被运用于写作、绘画、编曲和视频制作等创造性生产领域。这些人工智能“创作”物，极大地提高了行业生产效率，但也隐藏着法律与伦理的挑战。
人工智能生成的画面、文字等内容有版权吗？这是我们需要首先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能否享有版权，取决于“创作”物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即是否具有独创性。如果人工智能“创作”物符合著作权法的规定而享有版权，那么权利主体是谁？根据法律规定，一般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于作者，但人工智能本身、人工智能的设计者、研发者、投资者、管理者、实际操控者等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权利的归属如何确定或分配，目前也尚无明确规定。
分析人工智能“创作”的过程可知，部分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确涉及人类思想表达，如果具有独创性和可复制性，就可以满足成为“作品”的要求，应当享有版权。目前已有许多国家将人工智能创作的内容纳入版权法的保护范围，而版权的归属应当属于自然人。这是因为，人工智能“创作”物看似机器生成而非人类直接完成，但其实质却是应用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结果，当前人工智能创作主要包括训练数据输入、算法模型构建和最终结果生成阶段，无论是训练数据外部调整还是算法模型人工纠偏，人工智能创作依旧处于自然人的控制之下，人工智能创作无法脱离自然人的智慧支持，可以被视为自然人先前智力成果的延伸，体现的是开发者的思想与脑力劳动。而权利主体的确定可以考虑合同约定优先，以使用主体为中心和以投资主体为补充。
人工智能“创作”过程产生权利侵犯问题怎么办？人工智能的创作行为严重依赖于数据源，智能机器人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深度学习”“深度思维”，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收集、储存大量的他人已享有著作权的信息或个人隐私信息，这就有可能构成对他人著作权或隐私权的侵害。那么，谁需要为人工智能创作的权利侵犯问题承担责任？是为人工智能创作算法编程的技术人员，还是为人工智能创作注入资金的投资主体，抑或实际使用人工智能创作的用户群体？这是相关领域立法需要充分考量的问题。另一方面，技术的误用或滥用也可能滋生违法犯罪行为。如今，有的人工智能学习生成的内容在形式和逻辑上足以“以假乱真”，倘若技术被误用、滥用，比如被用于抄袭、诈骗等，甚至可能被用于危害个人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有必要构建人工智能“创作”的规范标准，对相关技术使用者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有效规制减少、防范智能内容科技应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具体来说，一是明确人工智能创作的合理使用范畴，打破人工智能创作的算法黑箱，并实行差异化归责原则。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是指在特定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人工智能“创作”必然需要学习海量的关联性知识，方能组织、推理和生成最终的输入结果。为促进人工智能创作的良性发展，可以将人工智能的创作过程纳入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范畴，但要将人工智能创作故意复制、恶意使用等情形排除在外。二是数据隐私、平等权的保护需要坚持算法透明原则。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依法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形，个人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对其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进行解释说明。在这些规定的基础上，人工智能创作主体应当公开个人数据处理规则，明示处理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三是人工智能创作如果发生侵权行为，需要相关的自然人主体承担责任。人工智能创作各个阶段对应着不同的责任主体，基于技术责任承担与内部追责视角的分立，需要实行差异化归责原则，技术主体偏重于算法设计和数据处理责任，使用主体和投资主体偏重于核验检查和终端更正责任。
人工智能进行“创作”，会影响自然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吗？面对人工智能日益频繁和广泛的“创作”活动，有人担忧这是否会压制甚至取代自然人的法律主体地位。针对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回归“法律主体”的内涵和价值来分析。法律主体地位是法律意义上人的抽象和虚拟，是指法律赋予自然人和社会组织依法承担责任、享有权利的资格，因此，法律的建构始终要以人为中心。在关于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法律规制问题上，需要围绕保障个人权利进行，注重维护自然人的主体地位。2022年，深圳制定实施了我国第一部人工智能产业专项立法——《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其他地方的有关条例也正在制定过程中，这些地方立法均强调了“以人为本”的原则，通过法律规则尽可能削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快速发展和更新迭代，新问题也会随之而来，这需要法律与时俱进，并与技术、伦理等专业层面协同互补，在拥抱人工智能变革、大力发展产业的同时，着力平衡产业发展与社会安全，确保其安全、可靠、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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